最初的一个月，我每天说话最多的对象是楼下便利店的收银员_每周三打完球，大家会一起去街角那家苍蝇馆子吃宵夜_大姐姓龙，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

二十六岁那年辞职来到成都

二十六岁那年辞职来到成都，除了一个行李箱，什么都没有。租的房子在城北一个老小区，六楼没电梯，搬完箱子我坐在楼梯上喘了半天。最初的一个月，我每天说话最多的对象是楼下便利店的收银员。晚上回到出租屋，打开灯，四面白墙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。周末我试着去附近的公园走走，看着一群群结伴的人，更觉得自己多余。转机发生在一家社区羽毛球馆，我鼓起勇气报了一个周三晚上的业余班。第一节课我连发球都发不过网，旁边一个大姐笑着走过来教我握拍。大姐姓龙，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，说话自带一股子麻辣味儿。群里四十多个人，最大的六十五岁，最小的刚上大学。

球友们一口一个“阿姨好”

球友们一口一个“阿姨好”，龙姐还拉着她去逛了宽窄巷子。回老家之前，我妈跟我说，看到你有这些朋友，我就放心了。新城市里的友谊，起点往往很偶然，一场球、一本书、一个红薯。可是要维系下去，需要一次又一次的主动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规矩：每个月至少主动约一次朋友。哪怕只是一起去菜市场买个菜，或者在家楼下的奶茶店坐半小时。关系就像植物，不浇水是会慢慢枯掉的。地点还是那家苍蝇馆子，菜还是那几样，只是这次大家都没怎么动筷子。朋友会来，也会走，这是大城市生活的常态。

雨点砸在车顶上像打鼓

雨点砸在车顶上像打鼓，小周突然开始唱《成都》，我们三个跟着嚎。那首歌在别人听来可能很俗，可那天晚上我们唱得特别真心。慢慢地，我在这座城市有了可以随时约饭的人，有了可以借伞的人。也有了生病时能帮忙送药的人，搬家时能来帮忙扛箱子的人。第二次搬家，从城北搬到城南，来帮忙的有七个人。龙姐的老公开了一辆面包车，阿蓓负责打包，小周和她男朋友扛家具。搬完家我请大家吃火锅，账单出来，龙姐已经偷偷去前台结了。那一刻我真切地觉得，自己不再是这座城市的过客了。我妈有次来成都看我，跟着我去打了一次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