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回到出租屋，打开灯_群里四十多个人，最大的六十五岁_二十六岁那年辞职来到成都

可每一个来过的人

可每一个来过的人，都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点什么。阿蓓走后，我加入了一个城市流浪猫救助的志愿者群。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，当年龙姐看着我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。在新城市交朋友，最终会变成把别人接进来的那个人。如今我在成都已经住了第七年，羽毛球打得还是很菜。龙姐六十岁了，膝盖不太好，改成了每周三来球馆看我们打。有朋友问我，如果当初没有去那个羽毛球馆，现在会怎样。也许会认识别的人，也许会熬不住回了老家，谁知道呢。

球友们一口一个“阿姨好”

球友们一口一个“阿姨好”，龙姐还拉着她去逛了宽窄巷子。回老家之前，我妈跟我说，看到你有这些朋友，我就放心了。新城市里的友谊，起点往往很偶然，一场球、一本书、一个红薯。可是要维系下去，需要一次又一次的主动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规矩：每个月至少主动约一次朋友。哪怕只是一起去菜市场买个菜，或者在家楼下的奶茶店坐半小时。关系就像植物，不浇水是会慢慢枯掉的。地点还是那家苍蝇馆子，菜还是那几样，只是这次大家都没怎么动筷子。朋友会来，也会走，这是大城市生活的常态。

只是很庆幸，在那个空荡荡的周三晚上

只是很庆幸，在那个空荡荡的周三晚上，我推开了球馆的门。对于刚到新城市的人，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：先走出那扇门。门外可能有冷场，有尴尬，有一次次的失败。但也可能有一个龙姐，一碗肥肠粉，一瓶冰豆奶。孤独是真的，可孤独并不是一座城市的全部。这座城市现在对我来说，已经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了。是修鞋爷爷的红薯，是阿蓓留下的那盆绿萝，是龙姐那句“好球”。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家，从来都是因为城里的那些人。

二十六岁那年辞职来到成都

二十六岁那年辞职来到成都，除了一个行李箱，什么都没有。租的房子在城北一个老小区，六楼没电梯，搬完箱子我坐在楼梯上喘了半天。最初的一个月，我每天说话最多的对象是楼下便利店的收银员。晚上回到出租屋，打开灯，四面白墙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。周末我试着去附近的公园走走，看着一群群结伴的人，更觉得自己多余。转机发生在一家社区羽毛球馆，我鼓起勇气报了一个周三晚上的业余班。第一节课我连发球都发不过网，旁边一个大姐笑着走过来教我握拍。大姐姓龙，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，说话自带一股子麻辣味儿。群里四十多个人，最大的六十五岁，最小的刚上大学。